國家數位政策的發展，不僅仰賴政府的資源投入，也有賴公民社群、學研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協力。開放文化基金會（Open Culture Foundation，簡稱 OCF）的成立，起因於多個開源社群、與個人的壯大，需要一個法人來做行政支援。隨著數位政策的發展，OCF 也意識到數位議題非常廣泛；有些議題很重要，卻缺乏社群關注，那就需要有系統的組織人力與資源投入。開放文化基金會的李欣穎執行長表示，OCF 在數位議題有自己的定位，從專業民間倡議組織的角度，長期關注台灣的數位服務與數位人權，她認為創新教育以及法制倡議，是未來數位發展中的重要課題。

 

開放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李欣穎。(圖／許恩恩攝)

 

 

公私協力：既是合作與共創，也是風險及監督

 

在數位部成立後，OCF 不只關注數位部本身的定位，也包括組織改造後部會之間的橫向跟垂直聯繫。「如果為了台灣數位發展好，因為是平行部會，很擔心組改後會發生『這不歸我管』的問題。」同時，比起個別議題，OCF 更在意數位法制面的進度。李欣穎執行長說，唐鳳部長是比較「實際面」、「先做再說」的人，她也覺得目前的實作很好，有開放資料專區、黑客松、公私協力的亮點案例。但身為民間團體，更關注長期的開放文化如何在公務體系內細水長流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制面的進展。「除了組織法之外，還需要有看守治理的法案。否則只有單位願意配合才能做。」以美國、德國的相關資料專法為例，在沒有法制搭配的狀況下，對公務人員是一個「風險」。舊的法跟不上時代，就該修法，而不是常規依循，那樣會難以走向數位化。

 

數位發展需要落實法制面之示意圖。(圖／Pexels )

 

 

提到數位政策發展之中所強調的「公私協力」，李欣穎執行長舉了兩個案例：第一個案例是疫情期間的口罩地圖，政府釋出 API，而不是一個 APP，學研機構、公民社會和企業都能夠直接協助，大家各自帶回去做加值應用，這是成功創新的方式。然而，第二個案例則點出風險的面向，數位身分證(eID) 看似很數位、先進創新，商業角度也有吸引力，但學研機構、公民社會從另一個角度著眼，察覺到有侵害個人隱私的風險。李欣穎強調，在夥伴關係當中，信賴更比創新更重要，政府推動數位措施一定是以信賴為基礎，此時多元角色就很重要。「台灣在隱私資安風險上，受到很大的威脅而沒有自覺。這就有賴學術研究跟公民社會扮演提醒的角色。」她提到商業與學術都在協助測試「那張卡」會不會被破解，中研院學者也辦了研討會討論，這就是國家裡面多元角色，大家一起共同討論「如果要變得數位更先進，現在的規劃夠不夠？」

 

數位措施推行同樣仰賴公民與學術界討論與協力示意圖。（圖／Unsplash）

 

 

國際交流的啟發：看見台灣的優勢與劣勢

 

李欣穎執行長引用愛沙尼亞前總統的話：「要建立一個真正的網路社會，必須立法、規範、教育、創新多管齊下。」她強調教育與意識提升是更重要的一環，否則立法後，不懂的人還是不懂。台灣經常拿愛沙尼亞作為範例，她認為，必須要釐清兩者的歷史背景與數位發展脈絡不同。從實體交流的經驗中，發現「愛沙尼亞的公務人員認為『數位科技』就像在他們的DNA裡，而『開源』就是數位政府的基礎」但是台灣的政府體系對開放原始碼還是比較陌生，同時，台灣的政策跟服務都是從紙本、實體走向虛擬數位，更需要考慮多元配套。

 

愛沙尼亞為歐盟開放資料成熟度排名第 5 名的國家，截稿至今有 1,560 筆開放資料，領域廣及環境、教育、經濟等。(圖／截取自 Estonian Open data)

李欣穎解釋，愛沙尼亞公民之所以有開源的基礎認知，是因為開源的概念早已在教育與政策過程中落實。「我們教育裡沒有這東西，學校教學是建網站、剪影片，很工具使用導向。」另外她也以「營養衛教」舉例，營養與我們每天吃的東西有關，那麼開源也跟我們每天使用的數位服務有關，這不只是工程師的事。即使不是所有服務都要開源，民眾也要知道開源是什麼。

 

OCF 長期與國外民間社群交流，他們觀察到，相對於其他數位落差、數位監控更嚴峻的國家而言，台灣確實在數位發展上更具有優勢。台灣的網路自由度是亞洲最高，亞洲的民主發展也是國際很關注的課題。另外，俄烏戰爭也帶來一個很大的啟發，那就是基礎建設的韌性。基礎設施是否足夠抵禦外來的攻擊，以及人民對於資安與隱私的危機意識，這都是 OCF 長期投入關注的課題。開源，強調的是創新，以及選擇的權利；開放文化基金會，長期在教育、法制面的努力推展，還有賴持續性的公私協力，無論是政府或民間，提升整體社會的信任程度，「要把開放實踐在生活中。」

 

2022年台灣網路自由度為亞洲最高。( 圖／截取自 FREEDOM ON THE NET 2022 )